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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导读:中国古代的男娼与今天我们俗谓的“鸭子”或男妓略有不同,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服务对象上,现代所谓的“鸭子”或男妓,主要是为那些身价不菲而内心空虚的富婆服务,而古代男娼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男性,从官方和野史的记载中,所谓的“龙阳”、“分桃”、“断袖”之谓,其中的涉事方均为男性。

  如果说男娼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话,男娼的繁荣兴盛则非两宋莫属。我们且看宋代作家周密在《癸辛杂识》中关于男娼的记载:

  书传所载龙阳君、弥子瑕之事甚丑,至汉则有籍孺、闳孺、邓通、韩嫣、董贤之徒,至于傅脂粉以为媚。史臣赞之曰:“柔曼之倾国,非独女德。”盖亦有男色焉。闻东都盛时,无赖男子亦用此以图衣食。政和中,始立法告捕,男子为娼者杖一百,赏钱五十贯。吴俗此风尤盛,新门外乃其巢穴。皆傅脂粉,盛装饰,善针指,呼谓亦如妇人,以之求食。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。凡官府有不男之讼,则呼使验之。败坏风俗,莫甚于此,然未见有举旧条以禁止之者,岂以其言之丑故耶?

  这则记载,首先为我们展示了宋代男娼奇特怪异的行状:“傅脂粉,盛装饰,善针指。”一个堂堂的须眉人物,却涂脂抹粉,盛装打扮,善于做针线活,连称呼都以女性名字相称,其中的怪异着实令正常人瞠目。其次,它清楚地表明男娼已经成为宋代大城市男性一种谋生的手段。这自然与宋代大都市发达的工商业密切相关,也与宋代奢迷的消费方式有关。北宋词人柳永在《望海潮》中形容当时的杭州是“东南形胜,江吴都会,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,风帘翠幕,参差十万人家。……市列珠玑,户盈罗绮,竞豪奢。”豪奢的消费方式必然诞生特殊的消费工具。最后,当男娼逐渐成为一种男人竞相追逐的行业时,男娼的流行就成为必然,以致政府不得不专门发布禁娼令。然而,尽管禁令不可谓不严,但践行者依然如过江之鲫,令人防不胜防。


  宋代大都市之所以男娼兴盛,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宋代城市经济畸形繁荣的结果,在此无须赘述。笔者关注的是,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般人甚少注意,那就是宋代城市建筑的开放格局与娼妓业的开放息息相关。

  从宋代的城市建筑格局来说,较之唐代的城市有了较大的变化。王学泰《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》中说,“宋代以前城市的居民区(坊里)和市场区(坊市),都是封闭的,我们称之为‘城坊制’。……到了宋代,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特别是都城。凝固的、封闭的、坊市分离的城市模式被打破了,代之而起的是具有开放式布局、民居与市场连成一片的街巷式城市模式。”具体表现为:1,城市的功能从政治型城市向经济型城市转变;2,城市的建筑从城坊制向更开放的街巷式城市转化;3,从商业区与居民区分离的模式向商业区居民区连成一片转变。正是这一城市格局的改变,使得宋代大城市的人口流动更加频繁,商业和娱乐业更加发达,夜市也逐渐变得兴旺起来。

  从娼妓业的开放来说,宋代虽然也有相关的禁娼法令,但执行起来却大打折扣,甚至出台了一些鼓励士子冶游的政策法规。吴自牧《梦梁录》云:“官府公筵,及三学斋会,缙绅同年会,乡会,皆官差诸库角妓只直。”简单地说,便是官府买单,让国家的太学生们公费嫖娼。这样的鼓励当然立现奇效:太学生流连坊曲,招妓侑觞,风气颇盛,较唐代进士游宴,更为张狂。为何会有这样的政策出台,或许跟朝廷权臣尤其以贾似道的威胁利诱有关,以致于有无名士作诗云:“鼙鼓惊天动地来,九州赤子哭哀哀。庙堂不问平戎策,多把金钱媚秀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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